中國是醫藥文化發展最久的國家之一，從文明的曙光映在中原之地上，遍及神州大地的簇簇史前文化篝火，由點到面聯接起來，形成燎原之勢，是中華五年歷史絢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中醫是我國勞動人民幾千年來在與疾病作斗爭的過程中，通過實踐，不斷認識，逐漸積的醫藥知識，而形成的研究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和防治等的一門學科。從原始社會的“神農嘗百草”、“黃帝制九針”、“伏羲畫褂”的傳說開始，中醫正式進入漫長的發展中。今天就隨著本草頭條一起來梳理一下中醫藥千年來的發展歷程吧。

 

起源于原始社會

中醫藥起源于人類的勞動實踐，早在原始社會就有了醫藥活動，當原始人群應用簡陋的石器和木棒挖掘地下的植物根莖，捕獵兇猛的野獸，切割動物的肌肉，敲碎骨髓等。同時，也會用這些簡單的工具和動物骨器切開膿包、割除腐肉、刺破放血等，可以說這是最早的醫療器具。

 

在使用石器作為生產工具的過程中，發現人體某一部位受到刺傷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從而創造了運用砭石、骨針治療的方法，并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為針刺療法，以致后來形成了經絡學說。

 

火的發現與使用不僅對當時穴居部落起了重要作用，如熟食有利 消化食物，御寒、照明、驅散山洞中潮濕而改善居住條件減少疾病，而且為人類繁衍發展提供了許多醫療條件，如在烘火取暖中，發現用獸皮、樹皮包上燒熱的石塊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以消除因受冷而引起的腹疼或寒濕造成的關節痛，而逐漸產生了熱熨法。

 

在原始社會也產生了最早的中醫藥學說理論的代表人物及代表著作，如舊石器時代中晚期，中醫學始祖伏羲，仰觀腑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而創畫八卦、辨陰陽、分五行，造書契以代結繩記事、倡熟食、嘗百藥、制九針、明臟腑、識經絡、用砭石、按蹺、導引、艾灸等療疾解痛；新石器時代中期，神農嘗百草，《神農本草經》記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新石器時代晚期，黃帝與臣子雷公、雷岐等一起研討醫學理論，撰寫醫診著作，并被后人編輯為《黃帝內經》，構建了中醫理論。

 

夏商兩代理論基成

早在夏商周時期，制陶、制銅器皿的工藝發展，為中藥調劑、煎煮提供依據。據《周禮.天官》記載，西周時已有醫師分工，記錄有醫師、食醫、疾醫和瘍醫，且周代已經開始使用望、聞、問、切等診病方法和藥物、針灸、手術等治療方法。

 

伊尹編著的《湯液經》是中醫湯劑最早的典籍，他提倡藥食同源，以君臣佐使配伍，以寒熱溫涼調性，把以前的單味藥治病，發展到多味藥的方劑治病，成為中醫藥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據統計，《山海經》中記載的藥物動物藥67種，植物藥52種，礦物藥3種，水類1種，另有3種不詳何類，共計126種。服法方面有內服和外用的不同，所治病種達31種之多，包括內、外、婦、眼、皮膚等科疾患。而其中有關補藥和預防的記載，反映了當時我國古代預防醫學思想萌芽。

 

春秋戰國至秦漢，從治病到防病

早在公元前6世紀的春秋時代，醫藥衛生逐漸擺脫巫術的制約而趨于獨立發展，由于人們醫療技術水平不斷提高，藥物知識不斷豐富，中醫藥學理論由此產生而發展形成。秦景公時代的著名醫生——醫和就用大自然的陰、陽、風、雨、晦、明“六氣 ”失和來解釋病因，這在世界醫學史是最早的病因觀。

 

公元前5世紀，扁鵲(秦越人)用“望聞問切”四診和針灸技術診療各科疾病。相傳《難經》為他所著，這是一部古典醫籍，其內容包括生理、病理、診斷、治療等各方面。

 

秦漢以來，內外交通日漸發達，少數民族地區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龍眼等，漸為內地醫家所采用。東南亞等地的藥材也不斷進入中國，從而豐富人們的藥材知識。中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神農本草經》就是當時流傳下來的。它是秦漢以前數千年用藥經驗的樸素總結，載藥365種，并記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四氣五味等藥物學理論。長期臨床實踐和現代科學研究證明該書所載藥效大多是正確的，如麻黃治喘，黃連治痢，海藻治癭等。

 

切脈診病創始于扁鵲到《黃帝內經》已有了脈診的基本理論。雖然在《內經》時代仍以切全身脈的遍診法為主，但也明確提出切脈獨取寸口的方法。

 

秦漢時期中醫藥學取得了重大發展，其中東漢著名醫家張仲景深研古典醫籍，廣泛采集眾人的有效藥方，并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著成《傷寒雜病論》。以六經辨傷寒， 以臟腑辨雜病，確立了中醫學辨證施治的理論體系與治療原則，為臨床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后世又將該書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實收方劑269首，基本上概括了臨床各科的常用方劑，被譽為 “方書之祖”。

 

華佗首創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術，并創制了麻醉劑“麻沸散”，是世界史最早的麻醉劑，被后世尊之為“外科鼻祖”。華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術，開創了全身麻醉手術的先例。

 

晉唐至兩宋，發展提高

兩晉南北朝在秦漢時期形成的醫學理論和臨證醫學成就的基礎上得到了充實提高。西晉醫家皇甫謐稽古論今，撰成《針灸甲乙經 》12卷，128篇。該書為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針灸專書，其內容包括臟腑、經絡、腧穴、病機、診斷、針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對后世針灸醫學影響很大。

 

魏晉名醫王叔和博通經方，尤精切脈，對中醫脈學有獨到見解，王叔和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集古代診脈法的大成，所著的《脈經》十卷，盛傳于世，此書為我國現存最早的脈學專著。公元610年，隋代巢元方等人集體編寫的《諸病源候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病因證候學專著。全書共50卷，載列證候1700余條，分別論述了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癥狀，還記載了腸吻合術、人工流產、拔牙等手術。

 

公元657年，唐政府組織蘇敬等20余人集體編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成《新修本草》。這是中國古代由政府頒行的第一部藥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國家藥典。它比歐州1542年頒行的《紐倫堡藥典》早883年。該書共54卷，包括本草、藥圖、圖經三部分。

 

孫思邈是唐代大醫學家，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30卷。二書對臨床各科、針灸、食療、預防、養生等均有論述。尤其在營養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公元752年，唐代醫學家王燾所著的《外臺秘要》又是一部醫方巨著，全書共40卷，載方6000余首，可謂集唐以前方書之大成。為后世整理保存了大量古代醫學文獻。

 

兩宋時期隨著社會穩定，科技發展，中醫藥學取得繁榮局面。這個時期政府重視中醫教育，設立“太醫局”，培養中醫人材的。學生所學課程包括《內經》、《難經》、《傷寒論》等。教學方法也有很大改進，如針灸醫官王惟一曾設計鑄造兩具銅人，作為針灸教學和考試醫師之用。考試時，試官將銅人穴位注水，外用蠟封。受試者如取穴正確，可針進水出。宋代在中醫藥各科取得重要成就，先后有陳自明《婦人良方大全》、錢乙《小兒藥證直訣》、宋慈《洗冤錄》、官修藥典《開寶本草》、《嘉佑本草》、《本草圖經》等。

 

金元明清，高速發展

醫之門戶分于金元的時期，形成了醫學流派“四大家”，即劉完素（守真）、張從正（子和）、李杲（東垣）、朱震亨（丹溪）四家爭鳴的局面，“寒涼派”的劉完素倡導攻火論、“攻下派”的張從正倡導攻邪論、“丹溪派”的朱丹溪倡導“相火論”、“陽有余陰不足論”、補土派”的李杲提出“脾胃學說”。

 

明代我國已經開始應用人痘接種法預防天花，直到18世紀英國琴納發明牛痘接種發明牛痘接種后才逐步代替，成為世界醫學免疫學的先驅。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紀，由于傳染病的不斷流行，人們在同傳染病作斗爭的過程中，形成并發展了溫病學派。明代中醫藥文獻整理總結和各科都有很大的發展，如徐春圃的《古今醫統大全》、張景岳的《景岳全書》、楊繼洲的《針灸大成》、汪機的《石山醫案》等等。

 

李時珍著成被譽為中醫藥里程碑式藥物巨著——《本草綱目》。此書在前人本草著作的基礎上進行徹底的修訂，參考文獻800余種，歷時27年之久，在他去世后三年首次刊行。此書載藥1892種，附方11000多個，采用當時先進的分類法，蘊含進化論思想，體例詳明，用字嚴謹，它不僅是一部藥物集大成著作，而且是一部研究動植礦物的博物學巨著，被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稱它為“中國百科全書”。

 

在清代，中醫藥的文獻眾多，涉及范圍廣泛，并且將中醫藥很好融合到日常生活用品之中，自此中醫藥的傳承和發展達到了歷史巔峰。

 

自鴉片戰爭以來，隨著西醫在中國廣泛地傳播，形成中醫、西醫并存的局面。一些醫家逐漸認識到中西醫各有所長，所以試圖把兩種學術加以匯通，逐漸形成了中西醫匯通學派。其代表人物有唐宗海《中西匯通醫書五種》；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等。當西方科技文化大量涌入的情況下，與此相應的是社會和醫藥界對傳統的中國醫藥逐漸有了“中醫”、“中藥”之稱，對現代西方醫藥也因此逐漸稱為“西醫”、“西藥”。

 

新中國至今，中西結合，守正創新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政府于1956年決定，在北京、上海、成都、廣州建立4所中醫學院，并將南京中醫學校改為南京中醫學院，同時在西醫院校開設中醫或增設中醫藥課程，從此，在中國歷史上中醫教育被正式納入國家高等教育的軌道。

 

幾十年來，中醫研究院（現改為中國中醫科學院）采取多種措施，繼承整理國內知名老中醫的學術經驗，出版了百余部名老中醫的醫案、醫話、醫論、醫療經驗等，并收集了大量單方驗方。中醫古籍文獻的整理研究也取得了明顯成績。據統計全國有4000種以上中醫古籍，已整理研究出版1000多種。

 

1980年起，政府組織編寫《本草圖鑒》共25冊，繪制植物藥、動物藥、礦物藥科學標本譜圖5000張，這些圖片按動物、植物原形繪制，比例準確，色彩鮮艷，成為科學價值極高的珍品。

 

1956年開始，全國各地普遍開辦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培養了一批熱愛中醫，學習中醫，掌握中、西醫兩套本領的醫生，他們成為從事中西醫結合工作的骨干力量。

 

中醫藥對世界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同時它的發展歷程也是不易的。作為新時代的青年，我們不應該忘記中醫藥，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屢經天災、戰亂和瘟疫，卻能一次次轉危為安，人口不斷增加、文明得以傳承，中醫藥作出了重大貢獻。